祖父是位普通教师。他的教书之路也是那么普通。
祖父出生在一个有着传统文化色彩的农民家庭。我的曾祖父系永州政法学堂毕业。天祖父文樟公生四子，长房我的高祖父启绩公生一男三女；二房启缙公生三子一女；三房启绰公生二子二女；四房启绶公生一子二女。高祖父因为只有曾祖父这一根独苗，便不让他外出做官，而让他在家娶妻生子，繁衍后代。这样，曾祖父最终就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犁田、耙田、播种、插秧、收谷、打粮，样样农活，他都能干。渐渐地，种田有了一些积蓄之后，按照中国农民传统的治家办法，就开始购置田产。到解放前，曾祖父便有了四五十亩田。谁知一到解放土改，曾祖父就乖乖地被划为地主。曾祖母是个小脚女人，共养了十二胎子女。前十一胎都是儿子，便很想生个女子。于是到本地的佛仙圣地阳明山去求佛。第十二胎果真生下一个女子，父辈们叫她“满姑”。按祖父辈们成长的序列，祖父行四，曾祖父母叫他“四宝”。因为在祖父前面有两胎坏了，都是因为“豆麻鬼”（麻疹）作怪，而在七天之内夭亡的。为此，曾祖父母对生下祖父便十分小心。为了躲开“豆麻鬼”，祖父一生下来，就叫人抱往麻子地的曾舅婆家，托曾舅婆抚养。直到三岁，才回到曾祖父母身边。
祖父常说：“生育我者父母，培养我者大哥！”祖父的大哥——我的大祖父是三十年代衡阳印刷厂的铸字工人。一九三三年三月回乡，他见到祖父敏而好学，便将已在舂陵高小读二年级的祖父带到衡阳。让他自学三个月后，考入衡阳私立成章中学。大祖父鼓励祖父每天写日记，还为祖父订了一份上海《申报》和一份北京大学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周刊。祖父特别喜欢读胡适之的文章，渐渐地对他产生崇拜，便把《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胡适论学近著》等都买来读了。到后来我的伯父出生之后，便以“适”为伯父命名。当时，大祖父每月都要节约一点钱给祖父买书。象《饮冰室文集》（梁启超）、《龚定庵集》、红楼、水浒、三国、西游四大名著等，都买齐了。还买了一部工具书《辞源》。为了提高祖父的古文修养，大祖父还请了一位在印刷局修谱的老先生晚上教祖父读《孟子》。后来，祖父把这些读过的书都带回了家，放在泉井眼村曾外公家的一座屋子楼上，用一个原来是用来装谷子的大环桶装着。后来伯父读小学时，经常偷偷地爬到楼上，从大环桶里找出他喜欢的一些书来看。其中就有《独立评论》以及胡适之、孙中山、鲁彦、萧红等人的作品。虽然当时伯父并不完全能看得懂，但因为这些书刊的封面和插图好看，其中也有一些小块文章，伯父便也很有兴趣地翻阅下去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祖父考入省立衡山师范。著名教育家汪德亮在这所学校任校长。著名诗人艾青教祖父的国文。祖父经常到艾青家中请教。艾青送了自己的诗集《北方》给祖父，并签名以留念。受艾青的影响，祖父有了诗人之梦，开始写诗和散文。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是祖父创作最旺盛的时期。祖父用“戈风”笔名，在衡阳《大刚报》、《力报》，邵阳《中央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几十首新诗和一些散文，如长诗《第一号》、《雾里的山城》、《勇敢些》、《晓行》、《囚徒之歌》以及散文《回乡散记》六篇等。后来，祖父将这些发表的诗作散文，剪辑成一本集子。解放后伯父读中学时还见过。只可惜，这本诗文剪辑，还有祖父与艾青先生等在河边的合影，以及那个大环桶里的书刊，统统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革”掉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日寇围攻衡阳。大祖父正患伤寒重病，缺医少药，无法治疗。其时祖父正在县立中学任教，未能前去探望。只有六祖由家匆匆赶往衡阳照料。大祖父终于不起。病逝后，草草葬在衡阳西郊。一九八八年四月，在大祖父逝世四十四周年之际，祖父写下一首《沁园春》寄托了哀思之情：
又届清明，年年此日，北望衡阳。念风晨雨夕，孤魂谁侣？花朝月夜，客地堪伤。野蔓荒烟，墓坟何在，知汝依依恋故乡。临空奠，对白云片片，欲诉衷肠。当时寇犯三湘，正激战名城旦暮亡。会军情吃紧，同仇敌忾，昏迷病榻，医救无方。嫂闻而悲，女闻而泣，此恨绵绵地久长。今日也，愿神归故土，含笑安详。
一九四0年，祖父开始在道县私立宏道中学教书。伯父也在这一年出生。一九四一年暑假，祖父从道县回来。适在此时，我的大伯父金生因麻疹后发热，久治不愈，不幸夭亡，年仅三岁。祖父母十分悲痛。祖父决定不再去道县教书。不久，私立舂陵学校来聘，祖父便去该校教了一年半的书。一九四三年秋，祖父应欧冠之聘，开始在欧冠创办的县立中学任教。自此，祖父便与县立中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祖父的脸上写满了县立中学的沧桑。从一九四三年入校到一九八九年退休，三进三出，近半个世纪。祖父在这所学校里浮浮沉沉，坎坎坷坷，昰一段非常沉重的历史。这段历史太平凡了，但祖父却是我心中最不平凡的人。
伯父的读书兴趣是从小时候就开始的。五岁那年，伯父开始读书。当年伯父记得读的国语第一课就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放学去。”教国语的杨吉庆老先生特别喜欢伯父，每当同学们高声朗读的时候，他就把伯父抱到讲台上去站着，让伯父看着全班同学，跟大家一起读书。从那时起，伯父便感到了一种读书的乐趣。伯父后来的读书兴趣也许就是从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刻起发萌的。
到了八、九岁时，伯父住在曾外婆家里。曾外婆杨氏，为人慈祥，出富裕之家，出嫁时随了一名幼女和八亩水田。在当时社会算是较阔气的了。曾外公（辅廷）幼读诗书，颇有文墨。是个杀猪佬，他的店名“道德昌”上下邻里,有些名气。我的父亲海洋公，字迈，就在此间铺子出生的，后来父亲由民办教师转正为小教高级。每天忙忙碌碌地在大门口杀猪卖肉，生意很红火。曾外婆则非常贤惠，天天总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家务。晚上伯父跟曾外婆睡在一张床上，她经常给伯父讲一些诸如“囊萤”、“映雪”之类的读书故事。曾外公家的房屋很多很大，有两座长约六、七十米，宽约二十米的青砖瓦顶两层楼房，象两条巨龙并排地伏在村子中心。单从房屋的外观看，就像一个很富有的人家。因此到解放土改时便很自然地划上了地主。曾外公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文清）黄埔军校毕业，曾在旧军队里服过役。小儿子（秀清）心比天高，十六、七岁便独自一人离家出走，到上海谋生去了，后来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三儿子（福清）在县立中学读书，我祖父亲自教他的国文，后来他做了小学教员。惟独四儿子（荣清）因为解放，没有读书而成了农民。曾外公一家算不上“书香人家”，只能算是“肉香人家”。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肉香人家”的阁楼上竟有一个藏书桶。桶呈环形，很大，可以装四、五百斤谷子。这里面装着很多的书，满满的。发现这个藏书桶就像发现了一个宝藏。之后，我伯父便常常趁大人们不注意的时候，爬到阁楼上，掀开大环桶盖，伯父寻找喜欢的书。那些书多是用洋板纸印的，封面和插图特别吸引着伯父的兴趣。其中有记叙孙中山少年故事的书，有胡适之的文存，有萧红的《生死场》，有鲁彦的《童年的悲哀》，还有上海的《申报》和北京大学胡适之主编的《独立评论》周刊，等等。书的世界使伯父兴奋不已。伯父把那些自己喜欢的书悄悄地“偷”出来，然后就悄悄地躲在自家里慢慢地读。后来伯父才知道，这阁楼大环桶里的书都是舅祖爷们、主要又是祖父曾经读过的书。肉香越浓，书香越淡。那么发财的曾外公家里连个书架都没有，只有用一个装谷子用的大环桶把这些书收藏起来。
祖父是凭着在衡阳报刊上发表诗文的一点名气而走进县立中学的。当时，他二十五岁。欧冠见到祖父时说：“你是年轻人，欢迎你来教国文。”一年之后，到了一九四四年五、六月间，时局突然紧张。日寇打通湘桂铁路，衡阳激战，旋即沦陷。洪桥兵败，零陵告急。县中迁至宁远东路火烧墟避乱。祖父此时则因大祖父衡阳病逝，哀伤过度，病倒在家。县长欧冠当即电话通知祖父来县协助县府工作，并委以建设科长一职。祖父接任之后，每天帮助欧冠处理一些来往信件。二十三天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日军攻陷零陵，直逼宁远，县府迁至水打铺。祖父因不习军旅生活，便托辞请假回家。二十余天后，日军从零陵南下宁远，过境本乡。祖父即挈妇将雏，带了一部《资治通鉴》，避居于距家七、八里路的蔡山岭上。此时伯父刚满四岁。伯父至今还依稀记得当年“躲日本”连夜赶路、露宿野地山林中的情景。“躲日本”过后，回到家中，伯父的双脚后跟曾经肿痛过好一阵子。蔡山岭是高曾祖姑母家的住地。曾表叔公罗石山，三十多岁，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靠种植红薯、包谷、生姜、杉木为生。高曾祖姑母每天给祖父泡一罐茶。蒸煮一些红薯、包谷。祖父读《资治通鉴》倦了，便带着伯父和姑姑出门欣看深山红叶，攀弄丛生翠竹，静听鸟鸣幽幽，戏弄潺潺溪水。每当太阳升起之时，山上树影斑驳，伯父们穿行于树林之间，说说笑笑，追追跑跑，其乐也融融！山外虽然兵荒马乱，但山里却幽静安闲，山居亦幸哉！
日军过境后，县中复学。欧冠又一次电话通知祖父回县中上课。县中仍在火烧墟。当时已有几个有点名气的国文教员应聘在这里教课，如郑际旦、骆一、萧艾等。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大。最大的是际旦先生，在一师时还教过骆一。祖父开始与他们并不熟悉。后来，祖父从图书室借来一部曾国藩编的《十八家诗钞》，埋头读杜甫的五律，并用楷书抄下来。祖父同际旦先生熟悉之后，就请他讲解杜诗。际旦先生欣然应允。看到祖父爱读五律，便从五律讲起。在火烧墟讲了杜甫的《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秦州杂诗》二十首。际旦先生身边有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祖父有时也借来翻读。际旦先生见祖父对杜诗如痴如醉，朝夕吟诵，便将祖父的书斋命名为“诵杜斋”，并为之刻了一颗图章。还送祖父一部满清诗人杨季鸾的《春星阁诗钞》。与《十八家诗钞》一样，也是木刻版本，可惜此书也在“文革”中被“革”掉了。
祖父与际旦先生相处时，时常看到长沙著名学者徐桢立先生写给际旦先生的诗和信札。徐之诗信，文采纷呈，令祖父心折，进而产生崇拜。后来，祖父从际旦先生那里得到一本徐桢立善写石印的字帖，有大小楷两种字体。祖父便照帖临摹习字。伯父在泉井眼读小学时，祖父又把这本字帖交给伯父，要伯父也临摹，并规定伯父每天将习的字贴在堂屋墙壁上。徐桢立字帖小楷写的是《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食宿列张……”。当时反正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照帖临摹而已。后来伯父写的字与祖父写的字，外人看了似乎分不出是谁写的。于是有人说，他们父子怎么这样相像啊，不仅相貌、举止、讲课、作文风格一样，连写字都一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正月，县中迁回县城西郊原址开学。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三月解放战争风云激荡，县中隐起微波，教师朦胧向往解放。一九四九年八月，湖南程潜起义，长沙和平解放。九月，欧冠、郑兆昌宣布起义。十月，解放大军由零陵开驻宁远县城。祖父同县中师生一道到北门街，迎接解放大军进城。迎解归来，祖父开始学习毛泽东革命著作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思想渐入课堂。此期，祖父担任初20班语文教师兼导师（即班主任）。每次上街示威游行，祖父都跟学生一起，或扭秧歌，或呼口号。祖父有三个得意门生。当时伯父正在读高小。寒假祖父回家时，带回了这三个学生送给伯父的一些书籍，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之类。伯父看了只觉得特别的新鲜。这些书在乡间是很难看到的。记得祖父返校前还要伯父写了一封信去感谢他们。
也就是在伯父读高小的这两年内，祖父寒暑假回来，每天早上在他唱读古诗文之后，总要给伯父口授一首《唐诗三百首》中的诗。然后要伯父熟读成诵，并用大楷书写贴在堂屋墙壁上。这样集腋成裘，一本《唐诗三百首》在两年之内也就啃完了。有一次，祖父给伯父讲王维的五言律诗《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的头两句“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时说：“苍翠，是指深青绿色。潺湲，是指水缓缓流动的样子。”接着便问伯父：“为什么秋天天气变得寒冷了之后，山色反而转为苍翠了呢？”伯父默然无以应。祖父便启发说：“如果是春天和夏天，到处都是绿色，山的苍翠反而没有那么突出。而现在天气转为秋寒之后，木落千山天远大，正是由于百卉俱凋，而山上常绿乔木很多，所以就显得更加苍翠了。”这个“转”字是包含很多意思在里面的。读古典诗词，就要认真琢磨这些字的含义。”自此之后，伯父便开始逐渐懂得一些读古典诗词的方法了。
一九五一年冬，伯父在泉井眼高小毕业了。祖父决定把伯父带到县城读书。一九五二年春节过后，祖父便带着伯父，偕同三舅祖，一块进城。村距县城约七十华里。那时没有马路，更没有公共汽车。伯父们分作两天走。头一天走了约四十里，宿歇在孙家铺的伙铺里。第二天再走约三十里到县城。因伯父是第一次出门远行，头一天从早走到晚，到了孙家铺时脚踝便肿了起来，直痛得伯父一个晚上都未睡好觉。第二天一早起来，路上已经结冰，又冻又滑。三舅祖背着伯父，走出孙家铺前不多远，就一跤跪了下去。三舅祖吃力地爬起来，仍然在背着伯父……
到了县城后，休息了几天，祖父便带伯父去当时的养正小学，参加县中的初中招生考试。考试了语文和算术。语文只考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一天》。伯父感到很顺心，就写了三舅祖背伯父来县城的这一天。伯父在高小写作文，老师是经常表扬伯父的。伯父还替当时考高小的一些同学写过猜题作文为他们垫底。加上高小毕业前又读过了县中三个学生送给伯父的一些书籍，伯父相信这次考场作文一定不会写得太差。果然如愿以偿，发榜时伯父榜上有名。这一年刚好碰上县中初招生紧缩，原来每年要招两个初中班的，这年却只招一个班。五、六百人参考，也是百里挑十吧。伯父非常庆幸终于成了宁远县立中学的学生。祖父也很高兴。在伯父读中学的日子里，每到周日，祖父总要带伯父去县城南郊的桐山墟买一只鸡回来燉了吃。那时吃鸡还是一种奢侈生活呢。
祖父勤奋读书，文学根底扎实，是县中语文教师中的佼佼者。一九五三年，祖父当上了语文教研组长。当时教伯父们初34班语文的是沈方白老师。他是湘潭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沈老师在长沙一师读书时，曾与毛泽东同班。沈老师曾让伯父们看过他与毛泽东一起毕业时的照片。沈老师的口音是典型的湘潭口音。上课时，伯父们常常听不懂他的一些话，再加上他讲课时喜欢旁征博引，往往下课铃响了，他还没有讲完该讲的内容。于是学生便对他有了一些意见。祖父知道这一情况后，便找他交换意见。沈老师非常热情，总是先招呼祖父吃糖果点心，对祖父转达学生提出的意见，也总是微笑着点头表示一定改进。一九五五年上期，学校评选优秀教师，祖父是唯一的当选，出席了湖南省优秀教师表彰会，获得了荣誉奖章。其时，伯父在一中读高一。这一年教伯父们的语文的是蒋鸣波老师。他是新田人，曾与鲁迅同学。他讲课斯斯文文，常从眼镜框的上边看学生，时有几句鲁迅式的幽默，引得学生发笑。伯父的作文，他常常拿来堂讲。一九五五年下期伯父读高二时，改由祖父教伯父班语文。祖父也同蒋老师一样，常常当堂讲伯父的作文。进入高中以后，伯父对语文的兴趣已经增大了许多。
一九五六年暑假，祖父接到省教育厅人事处通知，调任湖南大学教师。当时湖大正在筹办，并拟调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回湘任湖大校长。省教育厅要祖父先到武汉大学进修。祖父当即致信李达校长。李达校长阅后便转给了教务处。俟祖父一到，情况就熟悉了。在武大中文系，祖父结识了刘永济、齐鲁思、黄绰、程千帆、沈祖芬、胡国瑞等知名学者，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的治学方法，学问功底变得更为深厚了。
一九五七年暑假，省教育厅在湖南师范学院举办高师培训班，祖父被召回协助培训。其时，反右斗争开始，武大一些学者遭到批判，随之祖父在武大的进修学习也被迫中止。省教育厅拟安排祖父到湖南师院函授部工作。但祖父以照顾家庭为由表示愿回湘南。开始安排在衡阳师范任教，后宁远一中校长金键得知后，便向衡阳师范的谭雪纯校长恳切要求，让祖父回宁。这样，一九五七年八月，祖父便重返宁远一中，参加了反右斗争。
一九五八年八月，祖父调衡阳师专中文科，并任中文科主任。其时伯父在宁远一中高中毕业了。在选择高考志愿时，祖父力主伯父把报考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列为第一志愿。在未接到湖南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之前，伯父就已经作好去长沙的准备了。祖父为有了自己的接班人而高兴。伯父在师院读书的头两年，祖父每个月都要给伯父寄生活费。虽然读师范不用交学费和伙食费，且每月还有些生活津贴，但祖父仍坚持每个月都给伯父汇款。伯父攥着祖父寄来的汇款单，仿佛攥着一颗沉重缓慢而又砰砰跳动的惓惓的心。这时，一个强烈的念头便无情地催促伯父：背起书包，到图书馆去……
突然，一个毁灭性的灾难降临了。一九六一年四月的一个下午，伯父接到祖父从衡阳西郊一个看守所寄来的信。信很短，大意是：我已被关押在衡西看守所。你要坚持继续读书。放暑假回家时顺路到衡阳师专附小把弟妹们接回去。没有路费可以把我那件羊皮毛大衣卖掉。看完这封信后，伯父的脑子顿时木然，呆呆地坐在书桌旁，好久好久都没有动弹。伯父不知道日后的情况会变得怎么样。为了不遭受学友的白眼，每天上午伯父还是照常到语数大楼去听课，下午则到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找一个位置坐下来，也找来几本书放在自己面前……
此段，只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地慢。好容易挨到放暑假了，伯父便乘车南下。晚上九点多钟到了衡阳。下车后直奔衡阳师专。一个小时后，在昏黄的路灯下，伯父走进了衡阳师专马路旁边一栋破旧的平房内。三个弟妹见到伯父时，都“哇”地一声哭了。伯父也眼泪涔涔。伯父督促他们马上收拾行李到火车站去。在火车站前坪广场旁边，伯父将祖父穿过但还崭新的一件羊皮毛大衣展现出来拍卖，叫价100元。没到5分钟，一个人就以80元给买走了。虽然这件羊皮毛大衣是祖父当年用800余元买的，但眼下为了回家，也只能如此贱卖了。人已不值钱了，物还能值什么钱啊！
当晚一点多钟，伯父兄妹四人搭乘南下的慢车，于第二天天亮时到达郴州火车站。迅即伯父们去汽车站，买了新田的汽车票。下午五时左右到达新田。刚好又碰上同村的邓家兄弟，伯父们便商量一起走夜路，赶回四十多里外的家。大约是半夜三点多钟，伯父们到了家，叫了一声“妈妈”，祖母应着伯父们时，声音振颤而又悲怆，说：“现在你们回来了，我就放心了。”
后来伯父才知道祖父被拘押的原因是：一九六一年一月在衡师附小的厕所里，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当即派人放哨，站岗警戒，不许通行，不许进厕所。当时祖父已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虽然还在师专上课，但已经被校方当成“另类”了。最后，当局者作阶级理论理性分析，把反动标语一案怀疑到祖父头上，说是祖父指使自己的九岁儿子写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在这年的四月十日，衡阳师专的邹立斋校长突然宣布祖父为“现行反革命”。到看守所三天，经过一次审讯。祖父死不承认这一罪名，因为这不是事实。审讯中，祖父慷慨陈词，予罪名以严正的驳斥。审讯人员无话可说。最后只要祖父讲了一下自己的历史，审讯就结束了。祖父在看守所十个月，一直到接他回校，审讯人员没有再问第二次话。
祖父知道罪名的真相后，反而变得安心了。他开始把看守所变成学习室。祖父搭信叫当时在衡阳纺织厂做工的侄女彩云送来了《毛选》四卷和毛泽东诗词选。祖父每天读《毛选》，译毛诗。同室的犯人不理解，便问祖父：“你已成了反革命，怎么还读毛选呢？”祖父回答说：“我不是什么反革命，这是诬陷。问题总会有澄清之日的。我读毛选、译毛诗，正是求得精神上和理论上的慰安，可以更好地回击他们对我的诬陷。”除此之外，祖父还创作诗词，最后结成两个集子。一名《葵花集》，一名《朝花集》。每集均有二十多首。祖父用自己的怀表换到另一个犯人一支较好的金星水笔后，便把这些诗词用楷书抄写在一个本子上。可惜这些诗词后来也都散失了。祖父在狱中还学算盘，下象棋。原来不会算盘的，现在学会了；原来棋艺一般的，现在成了高手。十个月的看守所生活，似乎过得还有收获呢。祖父本来是早就应该结束这段狱中生活回到学校去的，但却一直挨到阴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快过旧历年了，学校一个姓蒋的人事干部才来接回。蒋说，早该来接你回去的，因为学校有事，所以挨到今天才来。说完似有抱歉之意。一个左的思想严重的人，那里知道一个知识分子被诬陷、被践踏的痛苦啊！十二月二十八日，祖父以快信通知了家里人。正月中旬，伯父赴长上学，带上祖母精心制作的一块腊肉和几个糍粑，去到衡阳师专看望祖父。此期，祖父头发已经全白，颧骨高耸，脸色惨黄，已经没有先前的那种红淡滋润了。
一九六二年秋，祖父带着疲惫与心酸离开衡阳师专，回到宁远一中。伯父也在这时毕业分配到了宁远一中，这又是祖父的一种主意。本来填毕业志愿时可以有三个选择，但祖父写信给伯父说，与其到其他地方的中学任教，就不如回宁远一中来任教为宜。因为宁远一中曾经是省里有点历史和有点名气的一所重点中学，教学环境条件都不错，况且你又是在这里读过初中和高中的。祖父可能还有一层未说出来的意思，那就是伯父挨在祖父身边教书，既可在教学上给予帮助，又可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伯父完全理解了祖父的意思后，便毅然把三个志愿都填上了宁远一中。这样，伯父同祖父一样，也与宁远一中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一中的教导主任很重视教师素质。为了提高青年语文教师的古典文学修养。他要求祖父在业余时间为伯父们开设一点课程。祖父欣然应命，未虑其他。伯父们听课的共三人。祖父仿效武汉大学教授带研究生的办法，让伯父们自己先阅读《孟子》，并试着圈点，然后到了晚上，伯父们就在一起逐句逐段地学习，祖父只在一些难点和关键句段处作些讲解。有一个晚上，伯父们学习到了梁惠王章句上的第3和第4章，这两章是孟子论王化的根本，首在使民食足，然后导之以礼义。王政在于生民。以政杀人，即人君的过失。这两章衔接处的原文是这样：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塗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祖父讲到这里时便动了感情，说：杀人用棒棒或用刀子，都是一样的杀死了人，没有什么不同。天灾人祸，可以死人，政策有时也可以死人。比如一九六0年的苦日子，有的村落，饿死了人，丁壮死多了，连抬丧的人都没有了。农村一片阴暗，没有小孩哭声，夜晚走路都可怕。你们想一想，那几年风调雨顺，没有自然灾害，怎么会饿死人？这就不能说“非我也，岁也”了，这是政策上的错误。
祖父的这一动情，便招来了厄运。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即社教运动以宁远为试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学校也开始剑拔弩张，批资本主义当权派。当时县里有某领导说，教师是管教学生的，也是当权派。这样，揪批教师中的资本主义当权派就是题中之义。这次祖父倒霉了。当时一中的语文教研组长说郑国栋讲《孟子》是复古，联系过苦日子是反动，这面资本主义的“黑旗”一定要拔掉。社教运动开始后，当局组织县属中学的教师到三中集中学习。教师开始人人交心，个个过关。检举揭发，五件八桩。批判斗争，日夜不断。经过一段酝酿热身之后，一九六五年暑假，全县中学教师集中到三中学习，社教正式开场。祖父成为批判打击的重点对象。每天身边都有人“陪走陪睡”。大会小会，如临大敌。一个月里，失去人身自由。直到八月五日上午，学校当局宣布一纸文令，祖父被清洗回家。当即由一中与我们邻村的一位郑老师陪送回家。郑老师到公社打了招呼，说祖父是回家劳动，没有“帽子”，作一般社员看待。社会现实真是残酷啊！我终于明白：在那样一个真实隐退、虚伪疯狂的年代里，象祖父这样有着正直坦诚胸襟和汪洋恣肆才学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不被厄运笼罩的。
社教运动实质上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奏。一九六六年“文革”以扫除“四旧”、写大字报发难。当时造反派的学生认伯父的名字是“四旧”，便写出大字报，封伯父为胡适的孝子贤孙。想不到二十六年前祖父因崇拜胡适为伯父以“适”命名的旧事也变成了祸。于是伯父被迫发表一个“更名声明”：“胡适之人，昭著臭名。崇美媚美，可怜可恨。吾曾糊涂，袭用其名。是非不分，不智不明。而今醒悟，敬告诸君：更名郑新，重新做人。”后来，运动风起云涌。打砸抢抄，飞枪流矢。揪斗“黑帮”，捆绑吊打。昼夜攻战，轮番“轰炸”。一些经不起折腾煎熬的老教师都因此而提前去见了马克思。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祖父被遣回家，也正如塞翁失马一样，失去了工作，却保全了性命。“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真言是也。
“文革”的那种折磨也让伯父深深体验到了。先是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宁远汪井造反农民进城，冲击一中，伯父被手持钢钎铁棍的造反农民抓住，捆绑跪在地上，接受他们的拳打脚踢，几近半死；后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伯父被以“右倾翻案黑干将”的罪名揪出，戴着高帽游街、挂着黑牌挨斗、劳改住进牛棚，失去人身自由，长达半年之久。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才获得“解放”。记得“解放”当天，学校当局给每人赠送一套《毛选》，当场由一个书写人员在《毛选》扉页上写上“赠给XXX”字样。当伯父看见写到“赠给郑适”四个字时，心里便紧张了一下，下面是否还写“同志”两个字呢？顿时，“同志”二字出现了，伯父心中暗自高兴。伯父终于还是“同志”队伍中的一员。同志者，同一革命志向之谓也。解放后称“同志”虽然已习以为常，但伯父却只有在今天才体会到它的份量和难得。令人叹惋的是，在一中被揪出的二十三名“黑帮分子”中，却有两位再也享受不到今天发给《毛选》这种礼遇了：一位是曾经教过伯父数学的周老师已经悬梁自尽；另一位就是曾经一度很有威严的廖校长已经垂水身亡。
一九六九年五月末，县属一、二、三中宣布解散，原有教师全部下放去公社中学。凡是本乡本土的教师都由各自的公社选请回去。伯父本人所在的小木塘公社却不敢选伯父，也许就是因为伯父是郑国栋的儿子吧。结果，上龙盘公社一个管文教的陈组委说：“你们公社不选你，你就到我们公社来吧。”上龙盘公社选用伯父，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策和观念上有什么开明之处，而实在是因为这个公社地处高寒山区，其本乡本土的中学教师寥无一二。现在社社办中学，没有几个中学教师他们怎么能办呢？刚刚“解放”出来的伯父，文革中被剥夺工作的余悸还在心中缠绕，会不会再次失去工作呢？迫于无奈，伯父终于带着一种委曲和惆怅，去了宁远最北、地势最高的上龙盘中学。
这里有上龙盘村，还有下龙盘村。顾名思义，这是盘龙卧虎之地。此地山势巍峨，连绵委蛇，确似条条巨龙盘踞于其间。但见万龙群中，有一龙头特别突出。其上有一高高的、圆圆的平顶，极象一顶“博士帽”戴在龙的头上。地灵人杰嘛，伯父想这里过去一定是人文蔚然，也许出过文曲星一类的人才。后来，上龙盘的老百姓告诉伯父，他们这里历史上确实出过几个进士，其中一个还在清宫中修过史呢。
上龙盘中学背靠大山。背后的大山一层比层高，一直绵亘到主峰海拔近二千米。这里的大山似乎与其它地方的山有些不同，到处是常绿的乔木，因而四季看山，都是一片浓绿。绿是生命的颜色，绿是青春的颜色，绿是希望的颜色，绿是活力的颜色。伯父是一个喜爱绿色的人。想到伯父就要在这万绿丛中教一群大山里的男女学生，心里便也有了几分兴奋。学生正是绿色年华，他们与这大山的浓绿，可谓是相得益彰，溢满了活力。彰满了希望。伯父想，将来左右这座座大山的，决定这座座大山前途的，也许正是伯父教的这群男女学生呢。因此，尽管伯父心中仍隐隐有所郁闷，但教起他们来仍然很是认真。
一个晚上，已经是将近一点钟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传下来了。公社立即打来电话，要学校四个教师马上去距上龙盘二、三十里外的桐木漯、竹山源山谷里的村落传达。当时伯父心里就有些想不通，说：“传达最高指示，明天白天去不行吗？”但是政令难违，学校四人只得连夜出发。伯父们每人带一支手电，又拿一根竹棍。因为山路上毒蛇较多，走路时必须先用竹棍敲打前面蓬着的茅草，以把蛇赶走，避免咬伤。其实，蛇也并不是随意咬人的。伯父睡觉的那个房间在一个山坡下，夜里，就常有蛇爬到床底下。说你只要不去惊动它，待一会儿，它会自动地爬出去。当然，事情总还是以预防为好。我们不仅要防深山里的蛇，也要防生活中的“蛇”呢。
一九六九年下期开学前，公社陈组委把伯父叫到公社所在地的天井里对伯父说：“根据工作需要，下期安排你到侯坪中学去教书，你明天就过那边去。”伯父原来不知道，这样一个小小的山区公社竟然还有两所中学。但侯坪这个地方伯父还是知道的，因为它与我们家乡相邻。侯坪距上龙盘约八里。那是历史上有名的干旱地。有句民谣：好个侯坪洞，水往泥里共（即“流”之意）。三天不落雨，男女不得空。这时伯父便说：“侯坪的情况我不熟悉，还是在上龙盘这边算了吧。”陈组委说：“那不行。上龙盘这边原来你不是也不熟悉么。侯坪那边去一段你就熟悉了。”伯父再也无话可说，转身就回了家，第二天就去了侯坪。后来伯父才知道公社为什么要调伯父去侯坪，原来是那天晚上去桐木漯、竹山源一带深山村落传达最高指示时伯父说的话传到公社领导那里去了，他们便说：“郑适这个人革命朝气不足！”而伯父告密的人正是祖父解放前在县中教过他的人。这样，伯父在侯坪的一所原先是一个地主的住宅楼上教了一年的初中。一共三位老师。只有伯父是名副其实的中学教师，其他两位是从小学教师提拔上来的。伯父教语文、英语，加体育、音乐；其他课程由另两位老师分担。教数学的那位女老师，自己都弄不懂初中数学，教了半年后，学生意见很大，第二个学期改由伯父教数学，伯父把音乐交给了她。
一九七0年下期，上龙盘中学办起了一个高中班。因为缺高中教师，公社便又把伯父从侯坪中学调回到上龙盘中学。陈组委说：“去年把你调往侯坪，是工作需要。今年把你调回上龙盘，也是工作需要。”伯父无话可说。伯父又同原来的三个教师工作在一起了。伯父教高中班的语文、英语、化学。其他学科，还有初中班的学科，由其他三位教师分担。吸取去年的教训，伯父不再随心所欲说话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时，政治运动非常频繁，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吧。一次，上龙盘学区又举行批判会了。会上，出于伯父的意料之外，伯父又成了老师们的批判对象。这次倒不是因为伯父说错了什么话，而是说伯父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回家去，这是“革命意志不坚定”的表现。批判会过后，迫于淫威，伯父就再不敢每个星期六都回家了，改为每两三个星期回家一次。伯父的情绪开始变得阴沉。白天在学校里，同青年学生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学习劲头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到一些力量与快乐，精神也还不致于完全崩溃。但是，一到晚上，特别是到星期六晚上，校园里一片黑暗，什么东西也看不见，连树形也仿佛同黑暗粘在了一起，即使近在咫尺，也一点都分辨不出来。伯父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电灯，没有人声，没有一点活气。在煤油灯的微光中，伯父只看到自己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在面面墙壁上晃动，仿佛有个恶魔巨灵来到伯父的房内。寂寞象蛇似的偷偷地袭来，折磨着伯父，使伯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待伯父睡上床去，睡梦中突然感觉到有一个庞大的身躯压在了自己身上，使伯父艰于呼吸。伯父拼命挣扎着，终于叫出了一声“他妈的！”醒来之后，伯父点上煤油灯，只有继续欣赏伯父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自此之后，为了驱除黑暗、驱除寂寞、驱除梦魇，无论白天晚上，伯父就开始学唱京剧。先学《红灯记》中的一些唱段，再学《智取威虎山》。后来学校排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一个女学生演阿庆嫂，一个陈老师演郭建光，一个男学生演刁德一，伯父演刘副官。在上龙盘演出，去侯坪、太平铺演出，去双龙水库工地演出，去双牌县的麻江村演出，还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呢
上龙盘三年是伯父精神上最愁苦、生活上也是最艰苦的时期。当时，伯父与在家的伯娘带养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后来大儿子剑飞考入武汉大学中文新闻系毕业在湖南省交通厅任秘书长，党组主任。小儿子云飞高中毕业在湛江当兵转业在高速公路上班。许多农活都做不了，也就没有多少工分。当时农村的人是靠工分吃饭的。工分就是粮食。没有工分就没有粮食。家里经常在过年之后就没有了吃的。伯父每月的四、五十元工资，除了购买粮食养家糊口之外，还要负担祖父母的生活费。伯娘是城市下放知青，上不了大山，砍不回大柴。因此，每逢星期六下午周假，伯父便挑一担五、六十斤重的大柴，回到二十多里外的家。这些大柴都是山里的学生送的。他们看见伯父经常挑大柴回家，知道伯父的困难后，便每周上学时从家里带上一些大柴来，放在伯父的房间里。有个学生，有一次因为踢坏了门，被伯父狠狠地骂了一顿。可是这个学生后来跟伯父熟悉后，他不光每次从家里给伯父挑大柴来，而且还好几次也挑一担大柴陪着伯父回去。
除了担柴回家，伯父还未忘记我那个嗜书如命的老父。每次回家，伯父总要带上学校订阅的老师们已看过的《参考消息》给他阅读，让他的心之沙漠也得以滋润。后来，祖父回忆说：“我读这张报纸，使我知道国内外大事，使我和世界保持密切联系。”我的头脑清醒，思想活跃，是与我读《毛选》、读《参考消息》这件事分不开的。读书读报，不只是增长知识，还可振奋精神，从逆境中看到顺境，从黑暗中看到光明。读书读报的作用，可谓大矣哉！”
祖父回到农村之后，重的农活他做不了，就只做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捡狗屎，交给生产队，可得若干工分，得了工分，年终结算，就可分得稻谷。因此，祖父每当捡到一泡大狗屎时，就象得了一个大宝一样，心里便特别高兴。邻村的孩子看见祖父捡狗屎时，经常指手划脚地讥笑，还编造出笑话：“郑老先生在家里煮饭，还问放不放水的？”祖父并不因为孩子们的嘲笑而不捡狗屎，他反倒认为这些孩子太天真可爱了。他们并不懂得狗屎虽然是臭的，但它可以种出谷子来，臭的可以变成香的。
第二件事就是养鸡鹅。祖父每天与这些小家禽为友，小心饲养它们，也能从这些小动物身上获得一点安慰和乐趣。当小鸡长到两斤多，小鹅长到八、九斤时，就挑了这些鸡鹅到清水桥集市上去卖。五月的一天，祖父母挑了鸡鹅去清水桥赶集，路过一座山的岩洞口边，有三个农民因拔禾苗中的稗子辛苦了坐在那里休息，一边擦汗吸烟，一边谈古论今。见祖父母走来，便高兴地叫他们放下鸡鹅担子，歇息歇息，再去赶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农民，笑着对祖父说：“那些家伙，叫他们拔稗子，却把你这株禾苗拔出来了，可惜，可惜！”祖父问他贵姓，他说姓管。再一问，原来他是曾与祖父同在县中教过书的郑信甫老师的老表。他接着说：“我在旧社会十多岁时从信甫表兄那里就知道你是个有学问的老师，是个好老师。你是一株禾苗，不是稗子。把你作稗子拔掉是错误的。他们连禾苗稗子都分不清呢！”听了这个农民的禾苗稗子论，祖父感慨万千，又悲又喜。悲者是自己已被当作稗子拔了出来；喜者是这位农民认己为禾苗。祖父亲从这个农民几句朴实的话语中得到了极大安慰，知道天地之间，到底还有头脑清醒者在，能够认识发现人的价值。这无疑是一种鼓励，一种支持，从而使祖父在人生曲折的道路上有了继续前进的精神力量。
一九七三年，我刚出生。区乡中学进行布局调整。当局者便把伯父从山上调到了山下，伯父开始了在双井墟中学的教书生活。该校址就是旧社会的舂陵学校旧址。舂陵乃汉朝舂陵侯建邑之地。舂陵高小是三十年代初县四所著名的高小之一。祖父于1932年正月至1933年三月曾在此读高小。1941年秋至1943年夏曾在此教书约一年半。那时这里有许多学识水平较高的教师，学事也曾极一时之盛。这里环境幽雅，旧有所谓“舂陵八景”之称，即古柏积翠、柳堤春晓、莲塘映月、舂陵观潮、曲岩探险、钟山夕照、西竺晚钟、半山览胜是也。学校前面，一片良田。夏秋两季，稻花飘香。约四百米处，小山之下，有一水岩，每天早晚，岩水一涨一落，鱼跃于浪尖，成为奇景。到舂陵者必来此一游，以饱眼福。校后一座石山，怪石嶙峋，一蹲一蹲，松杉竞茂，杂草丛生。葛藤蔓延，蝶蜂飞舞，山鸟争鸣，风景亦绝佳。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后，“文革”宣告结束，一切阴霾迷雾得以扫除，祖父和伯父也都得以重见天日。一九七八年一月，伯父调入二中工作。八月，祖父复职。先到县五七大学任教，一个月后调入一中，始任副教导主任，后任副校长，直到一九八七年离岗。之后创办九疑大学。一九八九年退休。二00八年逝世享年九十二岁。伯父从一九八二年八月起任二中教导主任。一九八四年一月任二中主持学校工作的副校长，八月任校长。一九八九年调任一中校长。一九九一年评上省特级教师。一九九四年评上省优秀中学校长。一九九九年离岗。二000年退休。祖父和伯父后来都是幸运的。有人给他们父子戏作了一幅对联：老校长少校长老少咸长；父教书子教书父子同书。横批是：子承父业。不知道这幅对联是嘲讽还是赞美，但至少它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吧。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和有情，命运就是这样奇妙而迷人：它让他们父子同学同教中国语文；它让他们父子同是先进一中，后离一中，最后又回到一中并幸运地成为一中校长；它让他们父子同在一个太阳底下从事一项最光辉而又最不耀眼的事业；它让他们父子同走一条曲折艰难而又充满乐趣的人生之路。
郑泽宇
